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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湯一介   繪:   譯:  

  • 開本:32
  • 頁數:350
  • 出版時間:2019-1
  • 書號:978-7-5444-8448-0
  • 定價:58.00
  • 叢書:
  • 品牌:
京東 亞馬遜 當當
內容簡介

本書集中反映了國學大師湯一介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哲學的思考。在本書中,湯先生從中國傳統哲學的命題與理論基礎入手,重點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對應于具有普遍意義的真善美三個價值,這是湯先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意義的一個全面思考,亦是對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之何在的思考。與作為基本哲學命題的三個“合一”密切聯系的,就是體現宇宙人生論、境界修養論、政治教化論三個方面的中國傳統哲學理論,湯先生將之歸納為:普遍和諧觀念、內在*越精神、內圣外王之道。本書是湯一介先生就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優秀文化在當下的發展狀況以及未來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等問題的闡述。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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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梳理了國學大師湯一介哲學思想的歷程,反映出湯一介對傳統文化與當下思考的內在構成,一本書讀懂湯一介。

2. 以時間與空間為軸,站在縱橫交叉點上對整個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反思與展望,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與時代前瞻性。

3. 論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三個“合一”與普世價值觀之間的對應關系,其背后蘊含的創造性思考凸顯出的中國哲學的獨特魅力。

4.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獨到詮釋,在更全面的展現大師精神世界的同時,激發讀者對其整體哲學思考的興趣,進而提升社會整體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與信心。

見附頁 

論儒學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一 儒學的“反本開新” 

我們為什么要編著一部《中國儒學史》,這是由于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民族復興的進程之中。民族的復興必然與民族文化的復興相關聯,而“儒學”在我國的歷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響著我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學的復興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是分不開的,這是由歷史原因形成的。儒學自孔子起就自覺地繼承著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從歷史上看它曾是中華民族發育、成長的根,我們沒有可能把這個根子斬斷。如果我們人為地把中華民族曾經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子斬斷,那么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沒有希望了。因此,我們只能適時地在傳承這個文化命脈的基礎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國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我估計在21世紀儒學作為一種精神文化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將會有新的發展。為什么儒學會有一個新的發展?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經濟的原因,但與“西學”(主要指作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學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所進行的全方位的沖擊有著密切的關系。回顧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歷史,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中國文化(“中學”)在與西方文化(“西學”)的搏擊中節節敗退,“全盤西化”(或“全盤蘇化”)占盡上風,甚至“打倒孔家店”成為某些中國知識分子標榜“進步”的口號。可是在這樣艱難的“中學”日衰的形勢下,中國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一方面堅忍地傳承著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另一方面又以廣闊的胸懷融合著“西學”的精華。他們深信“中學”,特別是“儒學”不會斷絕,自覺地承擔著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繼絕”的復興中國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學”對中國文化的沖擊,使得我國學者得到對自身文化傳統有個自我反省的機會。我們逐漸知道,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應該發揚什么和應該拋棄什么以及應該吸收什么。因而在長達一百多年中,我們中國人在努力學習、吸收和消化“西學”,這為儒學從傳統走向現代奠定了基礎。新的現代儒學必須是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能為當今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前景提供有意義的精神力量的儒學;應該是有益于促進各民族團結、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處的大家庭的儒學;新的現代儒學應該是“反本開新”的儒學。“反本”才能“開新”,“反本”更重要的是為了“開新”。“反本”必須要對儒學的源頭有深刻的了悟,堅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我們對儒學的來源及其發展了解越深入,它才會有對新世紀的強大生命力。“開新”要求我們全面、系統地了解當今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思想文化發展的總趨勢,這必須對儒學做出適時的、合乎時代的新解釋。“反本”和“開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發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們才可能適時地開拓儒學發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對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新問題,才能使儒學的真精神得以發揚和更新,使儒家在21世紀的“反本開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貢獻于人類社會。 

二 儒學與“新軸心時代” 

在當今世界處于全球化的形勢下,人類社會面臨的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正因為在這人類社會處于全球化的時代,使得各國、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處在極其錯綜復雜、矛盾重重的關系之中。人類社會如何從這種復雜的矛盾關系之中找出一條出路?在進入第三個千年之際,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現了對“新軸心時代”的呼喚,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古代思想智慧的溫習與發掘。回顧我們文化發展的源頭,希望從人類的歷史文化智慧中找出一條能使世界走上健康合理的“和平與發展”道路,這無疑是各國人民所希望的前景。關于“軸心時代”的觀念是由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1883—1969)提出的。他認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臘、以色列、印度、中國、古波斯都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羅亞斯特,形成不同文化傳統。這些文化起初并沒有互相影響,都是獨立發展起來的。這些文化傳統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在相互影響中已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精神財富。雅斯貝爾斯說:“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①例如,我們知道,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頭古希臘,而使歐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輝,而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的宋明理學(新儒學)在印度佛教文化的沖擊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再次回歸先秦孔孟而把中國儒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并對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的文化產生過重大影響。 

在人類社會進入新千年之際,人類文化是否會有新的飛躍?雅斯貝爾斯為什么特別提到中國、印度和西方對軸心期的回憶,或曰“復興”的問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華文化又有一次“復興”的機會?我認為,答案應是肯定的。當前,中華民族正處在民族的復興過程之中,而民族的復興要以民族文化的復興為精神支柱,毋庸諱言,“國學熱”的興起,可以說預示著,我們正在從傳統中找尋精神力量,以便創造新的中華文化,以“和諧”的觀念貢獻于人類社會。我們可以看出,自20世紀末,我國學術界出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重視的趨勢,而進入21世紀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潮流。“讀經”“讀古典詩詞”,恢復優良的道德修養傳統蔚然成風,不少中小學設有讀《三字經》《弟子規》《論語》《老子》等有關課程;社會各階層、團體、社區也辦起了讀古代經典的講習班和講座等。這一潮流也影響著我國的高層領導人。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將對有力地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我們應特別注意的是,中國一批知識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的同時,對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更加關注和有較深入地研究了。他們知道,中國文化必須在傳承中更新,這樣中國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復興”,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我們還可以看到,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重新認識和歡迎,兩百多所孔子學院的建立,儒學經典將要被譯成外國的八種文字,這無疑可以說是儒學在“新軸心時代”得以“復興”的明證。我認為,中國文化必須在堅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中“復興”,必須在吸收其他各民族文化特別是西方先進文化中的優秀成果中“復興”,必須在深入發掘中國文化的特殊價值以貢獻于人類社會中“復興”,當然也必須在努力尋求我們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資源中“復興”。因此,我們期待著和各國的學者一起為建設全球化形勢下文化上的“新軸心時代”的早日到來而努力。在歐洲,經過解構性的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現了以過程哲學為基礎的“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他們認為:“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對解構性的后現代主義的立場持批判態度……以建構一個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視和關心的后現代世界。”①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者還認為,在嶄新的時代,每個人的權利都獲得尊重,如果說第一次啟蒙的口號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紀的第二次啟蒙的口號則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別,他們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體”的宇宙有機整體觀,以此反對“現代二元論的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里夫金在他的《歐洲夢》中強調,在嶄新的時代,每個人的權利都獲得尊重,文化的差異受到歡迎,每個人都在地球可以維持的范圍內享受著高質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類生活在安定與和諧之中。② 因此,他們認為,必須對自身的前現代傳統某些觀念加以重視,要重視兩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獨立。在她爭取獨立的過程中,許多民族運動的領袖都把印度的傳統思想作為一種精神武器。國大黨的領袖甘地已采取把印度教和民族運動結合在一起的策略,因此國大黨在指導思想和人員構成上都有明顯的印度教特征。③ 20世紀中期印度思想家戈爾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須建立強大的印度教國家,他特別強調“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④ 他們認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熱忱和宗教精神注入政治中,才是印度覺醒和復興的必要條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復興必須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傳統。印度人民黨同樣崇奉印度教,它是一種以“印度文化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或者稱為‘印度教特性’”。他們認為,“可將印度現在同過去的光輝連接起來”,“以印度教意識和認同來重建印度”。① 人民黨的思想家烏帕迪雅耶提出的“達摩之治論”就是要把印度教“種姓達摩”觀念與現代人道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其目的是要用這種學說來捍衛印度教的傳統文明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襲和影響。國大黨和人民黨交替執政,就說明印度教在印度的復興。② 這有力地說明印度正是“新軸心時代”興起的一個重鎮。這是不是可以說,在全球化的情況下,中國、印度和歐洲都處在一個新的變革時期,他們都將再一次得到“復興”的機會?我認為,雅斯貝爾斯的看法是有遠見的。這里,我必須說明,我并沒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樣將會得到“復興”的機會,如拉美文化、中東北非地區的伊斯蘭文化等,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印度、歐洲(歐盟)的“復興”很可能預示著“新軸心時代”的到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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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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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精彩書摘

編后記

上海教育出版社策劃了“傳統文化與當下”叢書,擬編選湯一介先生的一本文集收入其中。湯先生對相關問題確實有很多的思考,撰寫有不少精彩的論文與短文。可以說,湯先生關于傳統文化的很多命題與思考,都是立足于當前世界面臨的問題與中國現實而發的。

本書在編選上采用湯先生自己對相關思考內容的分類,具體可見湯先生所撰寫的《我的哲學之路》長文。這篇長文有廣略多種版本,最廣的版本當數收入《我們三代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1月)中的《我的哲學之路(一)》、《我的哲學之路(二)》、《我的哲學之路(三)》等三篇文章。但是這篇文章在2003年前就完成了,因此不可能述及其后的一些文章。不過從湯先生后來對《我們三代人》的補充可以看出,湯先生有意將《我們為什么編纂〈儒藏〉》作為《我的哲學之路(三)》的末一小節。總體上,此文對于深刻理解湯先生自己的哲學與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南作用。我們本次的編選因為主題頗為契合,即是遵照湯先生《我的哲學之路(三)》中有關小節內容編選而成的。這一方面固然是投機取巧,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多少能夠反映出湯先生對傳統文化與當下思考的內在結構。

本書側重選編了湯先生《我的哲學之路(三)》中提及的“關于中國傳統哲學的命題”與“關于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體系”兩個小節涉及的相關文章。這兩個小節中,湯先生重點論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對應于具有普遍意義的真善美三個價值。湯先生提出這三個“合一”,也特別側重與西方哲學中的康德、黑格爾等哲學進行一定的比較。此三個“合一”的提出,可以說是湯先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意義的一個全面思考。真善美三者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三大塊: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亦稱自然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湯先生這種思考背后可能蘊含著他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思考,更蘊含著他對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之何在的思考。應該說,湯先生的這種思考是具有創造性的,以中國哲學為代表的東方哲學,相比西方哲學,確實具有這樣的特點。湯先生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凸顯出中國哲學的獨特魅力。也許我們還可以沿著湯先生對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進一步深入探索與思考,但毫無疑問,湯先生提出的這個分析與思考的角度確實令人震撼。湯先生提出這一思想肇始于1983年他在參加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的第十七屆世界哲學大會時的發言。在筆者看來,這不僅標志著湯先生自己的哲學思考有了突破,而且也標志著大陸學者在世界哲學舞臺上開始嶄露頭角。

與作為基本哲學命題的三個“合一”密切聯系的,就是體現宇宙人生論、境界修養論、政治教化論三個方面的中國傳統哲學理論,湯先生將之歸納為:普遍和諧觀念、內在超越精神、內圣外王之道。湯先生對這三個方面分別撰寫有不少名文。在《我的哲學之路(三)》闡述過程中,湯先生特別提及發表在他編的《國故新知: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一文。此文在湯先生看來特別論證了“普遍和諧觀念”的現代意義。湯先生《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哲學思考》一文也詳細討論了普遍和諧、內在超越、內圣外王三大中國傳統哲學理論,所以本書也一并選入。湯先生有關“普遍和諧”還有幾篇名文,也收入本書。關于“內在超越”,湯先生自述受到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文討論到中國哲學內在超越取向與西方哲學外在超越取向不同觀點的啟發。湯先生撰寫了四篇相關論文,系統進行論述,主要涉及儒家哲學、魏晉哲學、老莊哲學、禪宗思想。本書選入其中的三篇文章。關于“內圣外王之道”,湯先生寫的文章不多,本書選入的兩篇文章,內容上一小部分有重復,但是由于成于不同時期,合并起來能夠總體反映湯先生在“內圣外王之道”觀點上的基本見解。湯先生認為,儒家學說不可能解決今日社會的所有問題,所以湯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內圣外王”有一些批評。湯先生認為,儒家學說最有意義的部分在于關于“教人如何做人”的方面。(《我們三代人》,411頁。)

除了本書上述選入的主體內容之外,本書還選擇了湯先生發掘的傳統文化(不限于儒家)中對于當下具有意義的一些內容,比如正義觀、生死觀、禮法合治、孝道等內容。也有受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影響所寫的《儒家倫理與中國現代企業家精神》一文。關于如何繼承與利用傳統文化,湯先生特別強調解釋學的方法,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本書選錄了湯先生倡導研究《道德經》注疏,對華嚴宗核心哲學進行詮釋、創建中國解釋學的構想等內容。領銜編纂大型文化工程《儒藏》是湯先生在21世紀主要從事的工作,與湯先生倡導創建中國解釋學是一體兩面,同樣是湯先生思考傳統文化與當下不可或缺的內容。限于篇目,本書僅選入其中最重要的幾篇代表性文章。有關解釋學,湯先生還有好幾篇論文,有興趣的讀者還可以進一步參考湯先生的其他論文集。

本書的第一篇則選錄了與本書主題關系頗為密切的一些代表性論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的文章都有,更為深刻說明湯先生對傳統文化的思考不完全是書齋中的玄思,而是與他所理解的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息息相關的。

選編湯先生的文集是困難的,湯先生生前出版了大量著作,編輯了很多書籍,寫作了很多序言,發表了很多演講,接受了很多次訪談,在海內外報紙、期刊、論文集發表了大量文章。這些內容,我們正在搜集整理過程中。湯先生的代表性論文,重要的大都收入《湯一介集》中。但此外還有大量散見的文章,搜集也頗有難度。湯先生的文章,發表時會有幾種版本,題目有時候也會稍有改換再收入湯先生自己編選的論文集當中。湯先生平時事務極為繁重,每天都要接見各種來訪,同時還要出席各種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或者講話,接受訪談等。相同主題有的時候會講多次,會有一定的重復也在所難免。要辨別清楚這些內容也頗為困難。本次編選,如果已經收入《湯一介集》,盡量依據《湯一介集》,其他論文也多以收入其中的論文集為準。但即便如此,也必定也有很多不足,尚乞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吝賜正。

總而言之,編者認為,通過本書的閱讀,讀者們定能一窺湯先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哲學思考全豹之一斑。如果讀者們能進一步對湯先生整體哲學思考發生興趣,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升起殊勝的信心,則是編者最圓滿的愿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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